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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十月、郑小琼:用细腻笔触记录真实变迁

责任编辑:龙慧 来源:中山作家网 发布日期:2017-01-12

2016年年底,就在王十月和郑小琼作为广东代表团成员赴京参加作代会的前两天,一条“打工作家成为《作品》杂志副总编、副社长”的新闻,让这两位主人公的微信炸了锅。一下子飞来上百条祝贺信息,王十月坦言有些“难以招架”。

王十月本名王世孝,1972年生人。16岁那年,初中毕业的他从湖北石首老家坐上了开往广东的绿皮火车,当时他心里想的是,能不能成为一名画家。在此之前,他在家乡师从王子君老师学过一阵画。他记得师傅跟他说过:“汝果欲学画,功夫在画外。”于是,每逢周末,他又会骑上自行车跋涉30多公里,到县城的老年大学去学格律词。只不过,受家境所迫,王十月最终还是汇入了千千万万的打工人流之中。

深圳、佛山、东莞、广州……从搬运工到流水线、从调色工到艺术总监,王十月说,他当时所经历的,应该可以代表那个年龄段南漂人的很多共同经历:“比如没完没了地跳槽,找工作,进厂,没完没了地加班,被烂仔抢,挨揍受骗……”即便如此,那个埋在王十月心底的文艺梦却始终没有被现实磨灭。他很想把他的所见所感,统统写下来。

那是1999年,王十月在南海市一家酒店用品公司当印刷车间主管。听同事说《南海日报》有个“外来工”栏目,专门刊发打工者写的小故事。王十月随即动笔。起初的投稿大多石沉大海,偶尔等来的回音,是说他文章“老气横秋、缺乏生气”的退稿信。到后来,王十月琢磨出了经验,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也就变成了铅字。他甚至将一年多里发表的十多篇千字文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是不是以后找工作时能当个中专文凭使使”,他心里想。

2000年5月,命运给了王十月一次机会。当时,他的一篇小说发表在名气颇响的文学杂志《大鹏湾》,因为要配照片,王十月便交了一张报名照。“这张照片的背景布上印着确认身高的标尺,可能是没拉直,身高1.77米的我照片上显示1.83米。当时《大鹏湾》在招编辑,而我的身高就成了优势,因为那里的主编喜欢打篮球。”王十月说,正是随后四年的杂志社生涯,让他真正学会了用作家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如果不是这次阴差阳错地进入杂志社而是继续在工厂打工,或许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王十月曾想过要当画家,而卫校毕业的郑小琼最初的梦是当一名医务工作者。从南充卫校走出后,郑小琼先后去到老家的乡村医院和重庆一家私家医院实习。前者很快发不出工资,后者号称“包治百病”却只会坑蒙拐骗。2001年,不愿意让父母花钱去找门路进医院的郑小琼,无奈只得随着同乡一起从四川来到广东打工。

同样是不停地找工、进厂、跳槽……从模具厂到玩具厂、磁带厂、家具厂,几经周折,郑小琼的脚步停留在了东莞市东坑镇黄麻岭的一家小五金厂。从那时起,“245”成了工友们对郑小琼的称呼。因为在厂里,郑小琼的编号是245号。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12点下班,下午1点45分上班、5点45分下班,6点半加班、直到9点半下班。周而复始的日子里,郑小琼要机械地从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一天最多时她打过13000多个孔。手皮磨掉、长出厚厚的老茧,比这些更可怕的,还有少得可怜的收入、无处不在的漂泊感以及悄然流逝的青春……郑小琼急需一个窗口去释放出这些无奈。

她选择了工厂边书报摊上的过期打工杂志,仅一块五或两块钱一本。“那些杂志中,专门有两个页码是刊登诗歌的,下面都附着作者通讯地址。透过这个地址,我仿佛终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郑小琼告诉记者,从那时起,她开始和一些地址那头的诗作者书信交流,并试着将自己的很多想法也变成诗句:“在流水线做工时,突然想到一句,我就会扯过一张产品‘合格证’”,在上面偷偷写下来,或者到洗手间写下藏好,在休息的那天整理好出门寄到杂志社。”

那段时间,诗歌成了郑小琼连通世界的唯一渠道。

投了个把月的稿,郑小琼的诗第一次变成了铅字,这让她看到了希望。于是,她更为积极地写诗、投稿。只不过,和多数打工作者一样,多数投稿往往石沉大海。郑小琼告诉记者,那时买稿纸和邮票对她而言都是负担。为了能节省下几块钱,她去邮局买邮票一买就是一百张。

在和众多诗友的交流中,郑小琼也慢慢找准了写作的方向。打工杂志《创业者》,某一年12期刊物中有8期都刊发了郑小琼的诗歌。2003年,《诗歌月刊》也两次用了郑小琼的诗,这让仍身处流水线上的她看到了希望。“在暗无天日的工厂里,希望很重要。一个流水线工位,每天几万次地重复一个动作,和外界没有任何接触,那种感觉你无法想象。如果心里没有希望,就会万念俱灰。”郑小琼说。


努力为打工群体代言


少时,郑小琼坚信铁的坚硬。等进了工厂,她才发现原来强大的铁块在无情的机器面前也很脆弱,更不要说自己和身边的一个个工友了。在流水线上,郑小琼曾因指甲盖被机器打掉而住院,病房里,有三个患者都是手部受伤,最多一个,断了三根手指。她告诉记者,同一个工厂里,几乎每月都会发生一两起断指事件:“原本是不正常的事故,但因为太过频繁,工人们都麻木了,碰到了也就认为是自己命不好,难以引起同情,也很少会想维权。”郑小琼把这些都写进了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了2007年的人民文学奖。

在医院,郑小琼还碰到过正欲堕胎的前同事。这让她又想到了工厂里不少类似的工友:有的年纪很小就怀孕,草草堕胎后留下暗疾,有的干脆把孩子生在了厕所里……

2006年,郑小琼决定离开工厂,花点时间做一个有关女工的调查创作。没想到,这一干就花了前后7年时间。她跟着女工朋友去湖南、湖北、江西,去了解她们的生活背景;她有意识地选择租住在城中村,与各种女工大量接触,并出没在各色人群之中。“几乎什么人都碰到过。”郑小琼回忆到。

2008年,广东省作协开展了一项农民工作家培训项目,郑小琼和王十月同时加入并因此留在《作品》杂志当起编辑,但郑小琼心里还是惦念着流水线上的女工们。每周末,她都会去工业区的工厂找女工交流:“有些女工从恋爱、结婚到生子再到换工作、换城市,我都一直关注并记录着她们的变化。”

竹青、田建英、刘美丽、李娟、谢庆芳、兰爱群、伍春兰……一个个流水线上的女工名字,后来成了郑小琼创作的标题。2012年底,集结了98首诗歌、98个对象的《女工记》终于诞生。几乎每一个故事,都能让人潸然泪下。郑小琼说,这是她为她们所做的精神呐喊:“我想通过记录下一个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劳动者形象,真实地反映打工群体的生存状态,而不是仅仅把她们模糊作一团。”

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者,大都有过被治安队盘查暂住证、殴打、收容、勒索的经历,郑小琼、王十月也不例外。在王十月笔下,“治安队”曾是打工者们挥之不去的梦魇。而现实中,面对治安队围堵时一次无奈的“见死不救”让他愧疚至今。那段时间,初到深圳没找到工作的王十月和同伴住在一幢烂尾楼里。在烂尾楼的顶层水箱边,他们藏了一把梯子,以便能随时爬到水箱上。某夜,治安队不期而至,王十月和同伴熟练地跑到顶层,爬上水箱并收起梯子。此时,尾随其后的一个打工妹哀求他们放下梯子让她上去,想到即将出现的治安队员,王十月和同伴没有伸出援手,而是眼看着打工妹被治安队员带走……

王十月说,这些年来只要坐在电脑前写作总是会想起她,那个素不相识的打工妹。她凄凉的求助,和自己躲在黑暗中瑟瑟发抖却不敢相助的冷漠与无力,就如同胸口的一道暗伤,始终挥之不去。

2015年,王十月拿出了打磨五年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小说讲述了到深圳东莞一带闯荡生活,逐渐成为小说家的年轻人王端午,因早年迫使一打工妹坠河致死,患上抑郁症。为自我救赎,他设局欲将曾一起参与过追捕的另外两名治安队员毒死,结果却被其中一名已当上公安局长的队员识破而捉拿归案。

王十月说,他是在用写作救赎自己。用一部虚构的小说,剖开自己的胸膛,将内心真实的罪恶、懦弱、羞愧一一袒露出来。在他看来,这并非他一个人的记忆,而是属于一代打工者的疼痛。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发展成果,离不开广大背井离乡的打工者。但主流文学界因为不熟悉这个阶层,以前并没有对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进行书写,甚至说是忽略了这个群体。打工文学的发展壮大,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空白,让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得更为健全和丰富。


“标签”背后是最直观体验


从打工仔到打工作家再到杂志编辑、领导,王十月用了16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让人称羡的蜕变,可他的微信签名却高挂着一句———“一不小心,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最近八年,王十月一直在《作品》当编辑,他告诉记者,自己其实挺喜欢这份工作,只是不得不面对的许多人际关系和行事方式。他怕自己的真性情会因时间的推移而被消磨,因此,他想时刻警醒自己。

尽管已当上了《作品》副总编,这些年也写了不少打工题材以外的作品,但打工作家却是王十月不想就此抹去的一个“胎记”。王十月的长篇小说《无碑》中,主人公老乌脸上就有着这样一块硕大的胎记。在王十月眼里,所谓的胎记就如同一个精神象征,代表着每个人的立场和局限:“我在外漂泊了近三十年,我所看到的、经历的以及所思所想,自然会带有我的立场及局限,这就是我的精神胎记。这一胎记,决定了我对底层社会始终怀有天然的同情与悲悯。”

但王十月并不喜欢别人因为这块“胎记”而戴上有色眼镜。他记得某次和一位学者见面,学者问他最近在看什么书,王十月说出书名后,对方随即露出了诧异的表情:“你也看这些书?”另一次,有记者采访完他在手记中写道:“王十月怎么看都不像个作家,喝不惯咖啡,双手摊开都是老茧。”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可你看看,我手上哪里有老茧?”王十月反问道,“很多人一看到打工作家的标签,就会下意识地用他们的价值观来判定我们的价值。一写非打工题材的作品,就有评论家说我们急于‘洗白’自己。说起打工文学,好像文学性上就天生差了一截。事实真是这样吗?”

2010年,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长期研究打工文学的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刘定富(笔名:柳冬妩),也是从“农民工”群体中走出来的一员,有过一段不算太长的打工生涯。他曾发表打工诗歌200多首,出版《梦中的鸟巢》等三部诗集。和其他打工作家相比,近年来柳冬妩把更多的时间和经历放到了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之中。2006年,他出版了全国第一本打工诗歌理论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2013年,他又祭出了70余万字的《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全面论述了打工文学的发展形态和面貌,并一举拿下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

柳冬妩告诉记者,自打工文学的概念诞生至今,对其评价始终褒贬不一:“从广义上说,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作家,又包括其他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打工作家有亲历感受,那些著名作家则拥有创作经验,两者在处理打工题材上,肯定会有区别。打工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用身体在写作,写出自己身体上最尖锐最直观的体验,这也是打工文学最宝贵的地方。可能有些作品会略显粗糙,但它们让人们知道了还有一种人是这样生活、这样写作的。他们的生活微不足道,他们的写作也可能转瞬即逝,但他们的执着和坚持值得肯定。面对这些作品,我们更应该努力发现并肯定其中的真正优秀之作。”

人民文学奖的评委会,当年这样评价郑小琼的获奖作品《铁·塑料厂》:“正面进入打工和生活现场,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敏感的打工者置身现代工业操作车间中,揭示了铁和塑料的现实与隐喻,为反思和质疑现代工业制度的不健全和反人性提供了个人的例证。”

郑小琼告诉记者,给自己贴上打工作家、打工妹诗人这样的标签是别人的权利,但写作完完全全是自己的事,她不会因为别人的想法而改变写作的初衷。她希望人们能更关注标签背后的作品,因为那才代表着文学本身。

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柯雷,最近就为了研究打工文学,来了好几次中国。在广东,他约柳冬妩、郑小琼等一班打工作家见面访谈,用他那流利的汉语,不遗余力地挖掘着打工作家们的精神世界。柯雷告诉记者,自己对中国现代诗歌一直很感兴趣。6年前,他在国外第一次看到郑小琼的打工诗歌,瞬间着了迷,随即投身到对打工诗歌的研究中。在他看来,这和以往他研究的那些中国现代诗歌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读了这些诗,就很想去了解背后的作者,看看他们到底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


“90后”推“90”后


广东省作协专职副主席杨克,是第九届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他看来,打工文学的发展恰如一枚栩栩如生的标本,剖析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断面:这三十多年,打工群体有了显著的变化特征:“最初是要‘走出去’的一代,她们由于家乡贫困落后,早期就来广东或者其他城市打工,赚足了钱,渴望衣锦还乡。随着工资水平逐渐提高,出现了要‘待下去’的一代,他们不想再回到农村,反而关心自家小孩有没有机会在城里就读。现在的90后打工者更像是要‘融进来’的一代,他们关心所处城市的发展变化,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并真正融入。不论是哪一代人,都有带着他们独特属性的打工文学。这些作品中被努力塑造的人物,无论从精神到思想都有别于以往几十年文学作品中所塑造出的工人与农民,而是由复杂社会矛盾集聚而成的个体。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折射着当今社会巨大而微妙的变化。这不仅仅是打工文学,更是一种迁徙的文学。”

王十月对此也深有感触。细读他的小说会发现,很多人物身上都有他自己的影子。王十月说,无论在什么岗位工作,他都希望能够紧贴打工者:“不仅要对所写人物生活上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要在情感上紧贴他们。看着别人被刀子划伤,和自己被刀子划伤,那种感觉肯定不一样。我笔下那么多打工者,我都是把他们当成王十月来写,他们不过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作为一手扶持王十月、郑小琼等打工作家成长的“伯乐”,杨克为他们身上的每一寸进步感到自豪。他告诉记者,王十月和郑小琼到《作品》杂志当编辑这八年间,不仅帮助并网罗了一大批包括打工作家在内的90后年轻作家,而且屡屡为杂志增添新亮点。

郑小琼是个80后,在她的微信里,却有个活跃已久的90后作家群。群里的数百人,大都是这几年通过工作关系变成朋友的。为此,《作品》杂志开设了“浪潮1990”栏目,每期发表1到3位90后作家的作品。去年,这一栏目加以升级,变成“90后推荐90后”,并打破文学期刊编辑常规,将作品的选择权交给90后写作者,完全由90后写、90后评、90后编,交流沟通工作都通过微信群进行。郑小琼告诉记者,微信群里的这些90后作家积极性都很高,因为他们可以亲身参与到杂志的选稿、用稿以及评论中,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2017年的第一期《作品》,则在王十月的倡议下,开始从“纯文学半月刊”变身“真文学半月刊”,打破了文学期刊“小说、散文、诗”等三大板块传统,转而将“记录”、“发现”放在了重要位置。头条文章《大地上的亲人:打工记》是学者黄灯历时10年采访记录的“真文学”。

在杨克看来,打工文学看似“自生自灭”,实际上也需要更多好的平台来加以扶持推广:“早期的打工文学主要是自我情感的倾诉,但是随着多年来发展并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打工文学也开始带有自觉的文学意识,在主体性的表达上也更为明显。随着社会格局的不断变化,文化程度更高的年轻人加入到打工者行列,未来打工作家还会越来越多,打工文学的题材和文学性也定会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打工文学这些年


三十多年前,伴随着改革开放,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广东。他们背井离乡,只为能在陌生的工厂里觅得一份工;他们起早贪黑,却鲜能走出狭窄的宿舍。他们中的有些人,因此提起了笔,频频在纸片上记录下所见所感。这应该便是打工文学最初的模样。

1984年,深圳的《特区文学》刊发了打工者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此后,打工文学作家队伍在广东逐渐壮大,其影响力也开始渗透文学界。无数个“林坚”,在“别人的城市”里写下了“自己的文学”。1988年,由深圳市宝安区文化局主办的《大鹏湾》创刊。它以反映打工者生活为己任,帮助并扶持了一大批打工作家、诗人,最多时单期发行量达10万份以上,被誉为打工文学的“黄埔军校”。随之而来的90年代,打工文学迈入黄金发展期,涌现出以林坚、周崇贤、张伟明、安子为代表的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进入新世纪后,以王十月、戴斌、谢湘南、郑小琼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工作家和诗人又相继崛起。他们中的佼佼者,不仅斩获了多项国家级文学大奖,也在全国文坛引起巨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