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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上的“米精魂”——任林举《贡米》读后

责任编辑:龙慧 作者:简艾 来源:中山作家网 发布日期:2017-02-14

这篇报告文学作品是一篇有“魂”的作品,这个魂并非是作者的立意,或者说作品要表达的某种观念或价值,而是为中国“米”聚拢魂魄。由此这部作品有别于一般报告文学,将叙事从“物”的纪实层面向上延伸,在国族经验层面阐释“米”在历史文化、伦理风俗乃至神圣性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作者通过对于优质中国大米的叙述,重新建构“米”的中国经验叙述,体现出一种对于“米精魂”的真正敬意。  

一、当“米”从果腹之物到体现种植者的精神,这种精神既聚合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于土地和食物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从近现代社会整体发展中叙述现代种植者对于农业新的理解。

作者超越了从劳役和赋税的角度来看农业,具体到这部作品,所有经营种植者对于稻米种植的热情、理想和责任是叙事最直接的动力。在吉林这样传统的粮食种植地,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尽管没有像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一样,出现大量农民工和由此而出现的农民工现象、留守儿童和农村空心村等问题,但是他们一样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身的经济身份和文化伦理意义发生的根本性的变革。当农业赋税终于成为历史之后,如果农民自身没有随着时代发生质变的话,中国乡土社会无法真正向新的文明样态过度。

农业种植者对于优质稻米的执着体现出新的现代农业观念。中国的农业种植者开始用一种主动性的姿态看待自身与农业的关系,不是以土地占者的姿态,而是土地保护者和经营者的姿态来理解现代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这部报告文学很少用“农民”这个词,体现出作者对于农民这个词内涵和外延的准确理解,同时也暗示着他对于当下农业种植者新的界定。《谷梁传》中记载“农”是“辟土植谷”的人,而“民”的原初意义则为不迁徙的国族。“农”自古以来就是安土重迁、开荒种地之民。在传统农耕文明中,中国的农作为“士农工商”结构中的重要元素,一直承担着固定的经济身份和文化伦理价值。然而,当中国社会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时候,“德能居位”的士,因现代行政制度风流云散。“巧心劳手成器物”的工,被大机器生产所替代,四民之末的商业大行其道,此时开荒种地的农也被迫离终结了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农民日渐脱离土地,以筋肉劳动大军的身份在国土上迁徙,寻找工作机会。此时,中国传统四民结构最终趋向根本性的瓦解,中国社会在现代性的“进步”中以极快的速度走向了新型文明样态。文本对于中国“农”的现代内涵有着非常直观和深入的摹写与剖析。

作者从苦难叙事变成了大历史观照中的秉笔直书,体现了对于中国稻米种植立体的考察与反思。真正在一种平等性的视点上去谈论中国乡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此来表达中国现代农业从业者的精神理念,真正传递土地、河流和谷物的声音,由此“贡米”就凝结成为一种新的时代符码和精神意象,这部作品具有一种让读者感同身受的激情和诗意。

二、纪事性的叙事建立在多元的知识结构和立体的时空框架——显示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性。

这部报告文学涉及了多学科多领域的专门性知识,例如土壤学、气候学、水稻种植理论、历史学,食品学、营养学、地方性知识,如方志,市场学等等,尤其对于东北地区围绕土地和水稻种植有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有着非常专门性的了解和阐释。在对于知识和资料的运用上,作者非常细致地将这些非常专业性的知识融化到非常具体的人和事件的描述中,通过一个个稻米人物的感性表达和数据来呈现立体性的知识结构。例如,李雨田和白浆土,和水稻杨花

一粒小小的稻米犹如精灵飞舞在肥沃的黑土平原上,映射出了由“稻米”而引发屈辱和苦难的国族。整部作品呈放射状、散点叙事结构,以稻米精魂为原点,所有的叙事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的关键词——米,历史和当下的人、事件在对于“米”的不同理解和阐释中,呈现出历史的风尘烟火与沧桑悲凉。——显示出广博而深邃的历史性

三、这部报告文学关注农业质变过程中,作为群体的水稻种植者整体性社会文化经验表达,作为个体的精神情感状态与特征。作家在新的现代人的层面重新打量稻米种植者和稻米之间的关系,摹写他们在文明转型中的心路历程,从而赋予他们深度的人性内涵和文学性观照。

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因为群体数量庞大,居住面积广大,他们往往成为变革对象中最重要又最困难的对象。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16年又连续十三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一号文件”已经成为国家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农耕文明象征性符码——农民如何现代化是从传统进入现代最为根本性的问题,《贡米》选取了和传统农民关系最为密切的米作为意象和符码来摹写农业变革过程中的种种艰难困境,以及中国现代种植者种植根于土地的韧性和坚强从而赋予变革中的中国农民新的主体性身份和文化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