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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是你让我懂得了“责任”二字

责任编辑:林观夏 作者:徐兵 来源:中山日报 发布日期:2018-02-11

  大哥这样辛苦,能够挣多少钱,我不知道。当时我也没有操心钱的能力。我只是记得,有一年他在望江机器厂干活,一个月拿了90多元钱。晚上睡觉前,他把这笔钱放在枕头下面。然而,早上醒来,却发现这笔钱不见了。
  11月17日,我的大哥徐成纲因游泳时大脑出血,被送往北京通州潞河医院抢救。消息传来,难受异常。我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和我的大哥说,但是不能。于是,我就只有写,以满足自己与大哥交流的欲望。出于某种迷信的考虑,我当时没有把这个文字发出来,目前,大哥已经安然无恙了,我才有勇气把这篇文章发在这里。
  我们家本来是兄妹四人,但排行第二的姐姐很小就夭折了,我都没有见过,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三兄妹。徐成纲是老大,所以被称之为“大哥”。
  但“大哥”绝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妹妹对他的称呼。除了极少数祖辈的人和晚辈的亲属外,我们那里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姑姑,以及其他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无论年龄大小,都是叫他“大哥”。这里,“大哥”不只是一个称呼,更是一种身份!或者说,是一种“江湖地位”。
  “大哥”的这种身份和地位,是大哥自己一手挣来的。
  我们家是在四川省涪陵县李渡镇(今天应该叫做重庆市涪陵区李渡什么开发区之类的名字)。大哥生于1951年,正好大我一轮。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到街坊邻居讲大哥的懂事和孝顺。“灾荒年”间 (1959-1961年),大食堂的岁月。食堂给每人发放一小碗米饭,但米饭的内容有两部分:其一是少量的大米,其二是占据多数的谷糠。每当从食堂领到饭,大哥和我的祖母都会争执很久:大哥总是要把自己碗中的那点米饭分给祖母,祖母又不让。
  我听到的关于大哥的第二个赞誉是:在文革期间,他是全李渡镇仅有的两个没有参加武斗的年轻人之一。
  其实,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大哥对我们这个大家以及对我个人和我的小家的贡献。
  交代一下背景:当时我们家居住在三个地方,主体是在李渡镇,住着我的祖母、我的两位姑姑、大哥和我。但我的妈妈却在相距15公里左右的金银公社上班,我的爸爸更是在相距300多公里的黔江县(今天也是重庆市黔江区了)上班。所以,我和我的大哥都是由祖母带大的。大哥成了这个家中的“男子汉”,肩负起支撑这个家庭的最主要责任。
  从我略微记事时开始说吧。
  大哥只有小学文凭,所以不算“知识青年”,没有上山下乡当知青,而是留在了镇上。但是,在镇里又没有工作安排,大哥就只有或者在居委会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四处打零工。
  居委会的生产劳动就是种地。大哥作为一个青年男子,主要就是干一些体力活,如挑粪。在居委会劳动,收入是记工分,很有限的。所以,大多数时候,大哥都是四处打零工。不完全的记忆,大哥抬过石头,在木排上照看过木材,还去当时的重庆市望江机器厂做过工,还到攀枝花一个什么地方干过活,甚至,还受镇派出所的委托,帮着把一些罪行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从一地押送到另一地。
  大哥所做的抬石头,就是那种用于建造房屋地基的很大很大的大石头,至少需要两人、四人甚至更多的人才能抬起来。长期以往,使得我的大哥的背显得有点“驼”,这是石头的重压,更是生活的重压。
  我记得每天早上,妈妈(她此时已经调动回到了李渡镇)会给大哥蒸一大碗米饭,同时在一个小碗里放一点猪油,再倒进一点酱油一起蒸。这个酱油蒸猪油就是大哥的下饭菜。妈妈说,这样有味道,也有油水。妈妈也会在饭桌上放几头小蒜让大哥吃,说是大哥在外会经常喝生水,吃了小蒜,就不会拉肚子。
  后来,我无数次脑海中再现出那个酱油蒸猪油的小碗。每次想起那个小碗,我都会热泪盈眶,包括这一次!在我看来,这个小碗就是大哥对我们家的奉献:“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
  大哥看管木排,吃住都在木排上,木排就停靠在长江的某个岸边。木排很多很多,一段时间后,老的木排被放走了,新的木排又来了。记得有一年夏天,长江涨水,大哥早上醒来,发现木排被冲散了,其中一些木排顺水漂走了。大哥还顺着长江下游去找过。此事结果如何,我已经没有记忆了。只是当时就觉得,幸亏没有把大哥住的那一段木排给冲走了。
  大哥这样辛苦,能够挣多少钱,我不知道。当时我也没有操心钱的能力。我只是记得,有一年他在望江机器厂干活,一个月拿了90多元钱。晚上睡觉前,他把这笔钱放在枕头下面。然而,早上醒来,却发现这笔钱不见了。
  一个月90多元钱,至少是当时我妈妈月收入的两倍甚至三倍。
  我不知道这个收入水平是否大哥的常态。
  我知道的是,我们家原来是住在李渡镇三居委的,后来,我们那一块地段整个下陷,我们搬迁到了四居委。我们在四居委建造了一个独门小院,一楼一底共六间房。对于建造这个房子的费用,我相信,我的父母、我的姑姑们,都肯定有贡献。但是,承担其大头的,毫无疑问是我的大哥!
  去年九月份我回了重庆黔江看父亲,和父亲闲聊到一些往事。我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当年除了一些政治上的不公待遇外,生活上好像并没有遭什么罪,至少没有像一些人回忆的那样吃不饱穿不暖。父亲说:“这全靠你大哥的支撑!”
  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我的父亲自己都承认,他对我们这个家的贡献,确实是比较小的。
  至于对我的小家的贡献,我只说一件事。
  1987年,我也结婚了,而且我的老婆也怀孕了。但是,按照我当时的东北丈母娘的说法,女儿出嫁后,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我当时还在北京念书,完全无条件无能力把她接到北京生孩子。于是,我就把我的老婆送到了老家李渡,由我大哥大嫂照顾。
  临产前,大嫂说,生孩子时我不能不在旁边。于是,又给我寄来路费,让我请假回去陪产。儿子出生后,大嫂给我安排的任务只有一件:就是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旦孩子“哼”声发出,马上把尿,尽可能减少孩子尿床的机会。其他看护产妇的所有事情,都是大嫂完成的。
  孩子满月后,老婆坚持要回到沈阳。临走前,大嫂给了我500元巨款,说是现在有孩子了,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周全一些。先拿到500元钱,遇到事情可以救急,然后再给大哥写信发电报 (当时基本没有电话联系的)。
  说500元是“巨款”,绝非戏谑之词。我当时念书时的助学金是70多元,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不过五六十元。比较一下,就明白500元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虽然这表现的是大嫂对我的好,但是我相信,正是因为我大哥对大嫂怎么样,大嫂才可能会对我怎么样。
  我这一生其实一直生活在大哥的光环之下。讲文凭,大哥比我低得多;但讲做人,大哥却比我高更多。他对家庭的那种责任感和无怨无悔的付出,始终是我的楷模。我甚至有这样一个习惯:当我觉得什么事情难以拿主意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换成大哥,他会怎么做?答案就出来了。
  最后,我想对我的大哥说:大哥,我很想你!我希望你尽快彻底地好起来!